有人分析，在所有代表界別中，來自商業(yè)機構的代表，對兩高報告的反對意見可能最為集中�！爸袊钠髽I(yè)多數(shù)都會惹官司，不管作為原告還是被告。”該分析人士稱，如果贏了官司，很有可能要不回錢；輸了官司，會懷疑背后有黑幕。
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3月10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，聽取和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。
■ 執(zhí)行難已經(jīng)成為籠罩司法權威的最大陰影，到了每年全國“兩會”，這個問題則體現(xiàn)在近500名企業(yè)主的投票意向中，成為最高法院報告是否高票通過的巨大威脅。
■ 還有相當一部分反對票出于對某些司法機關人員貪污受賄、枉法裁判的反感。而投棄權票的代表更多地是表達對司法問題的無奈，以及對體制改革的熱望。
相較去年，今年的兩院報告反對票與棄權票總數(shù)均有所增加。
最高法院工作報告贊成2172票，反對519票，棄權192票；最高檢工作報告贊成2210票，反對505票，棄權162票。
是哪些群體，是什么理由讓他們投下了反對票？
因個案問題引來的反對票
遲夙生當了三屆全國人大代表，每年表決兩高報告按下表決器之前，當年代理過的案件都會在腦海里過一遍。今年也不例外。
今年“兩會”期間，手頭代理的一起違法拆遷案，讓她在表決時堅決地按下反對：
拆遷戶從沈陽來到黑龍江，幾經(jīng)周折找到她，到了法院，不給立案；她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監(jiān)督程序，結果，案立上了，一審卻判強制拆遷方勝訴。“你說我怎么可能投贊成票呢？”遲夙生說，這么多年，她想不起來哪年投了贊成票，記憶中多是反對。
她透露，在她的影響下，周圍幾個代表也對兩高報告投了反對票。據(jù)南方周末記者了解，在本屆人大11位律師代表中，今年投反對票的不只遲夙生一人。
因個案感到司法存在問題而投反對票的，當然遠不只律師代表。全國人大代表的日常工作中，接觸最多的就是各種涉法上訪得不到答復的案件。他們對司法現(xiàn)實也深有體會，投起反對票來，毫不含糊。
香港代表朱幼麟曾坦率地說，當他坐在人民大會堂里聽兩高領導作報告時，很自然地就想起過去協(xié)助解決案件時所遇到的困難。其中包括在內(nèi)地打某些官司實際上是打關系；某地法院不讓他旁聽庭審，他只好寫信給院長，好不容易讓他進去了，法官卻宣布延期審理。朱幼麟說，一想到這些，他決意要對兩高報告投反對票。
據(jù)另一位全國人大代表陳舒分析，個案遭遇不公或者其他困難是代表投反對票的最主要因素。
這部分票也是最變動不居最難爭取的。某中級法院院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個案不公的具體情形非常復雜，可能是超審限，也可能有人打招呼，或者該立案沒立、任意逮捕超期羈押等等，只能通過加強監(jiān)督，盡可能安排人手，做到代表轉來的，每案必復。
令法院頭痛的“鐵票”
有人分析，在所有代表界別中，來自商業(yè)機構的代表，對兩高報告的反對意見可能最為集中。
“中國的企業(yè)多數(shù)都會惹官司，不管作為原告還是被告。”該分析人士稱，如果贏了官司，很有可能要不回錢；輸了官司，會懷疑背后有黑幕。這種說法得到了法院內(nèi)部人士的認同。有最高法院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民事官司，不論原告不管輸贏，都很難對法院滿意。這部分反對票也是他們最為頭疼的，被視為“鐵票”。
對比其他代表，企業(yè)負責人對法院判決執(zhí)行難問題有切身體會。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監(jiān)事長王為強在今年“兩會”期間提到，去年涉及工商銀行的案件勝訴執(zhí)行率僅有35.6%，這與最高法院報告中提到的去年所有案件執(zhí)結率87.15%，差距不小。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也曾在“兩會”上建議，法院應該提高案件的執(zhí)行力度，他透露，有一年建行官司的勝訴率達到了97％。但其中只有30％得q到了執(zhí)行。
王為強建議，要盡快研究制定《強制執(zhí)行法》，消除地方保護主義，維護司法獨立性，提高執(zhí)行的成功率。
持續(xù)呼吁制定強制執(zhí)行法的，除了企業(yè)界人士，就是省高院院長群體。黑龍江省高院院長徐衍東、北京市高院院長秦正安、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——從北到南、從十屆人大到本屆人大，都在交同樣的議案。執(zhí)行難已經(jīng)成為籠罩司法權威的最大陰影，到了每年全國“兩會”，這個問題則體現(xiàn)在近500名企業(yè)主的投票意向中，成為最高法院報告是否通過、是否高票通過的巨大威脅。
南方周末記者接觸的三位企業(yè)代表中，被問到是否投反對票時，一位明確回答投了贊成票，其他兩位表示，不方便回答這個問題。
梁慧星們的反腐票
還有相當一部分反對票出于對司法機關個別人員貪污受賄、枉法裁判的反感。
代表梁慧星直言，司法腐敗已經(jīng)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，在這個問題上，他認為兩高報告反映出來的態(tài)度有所差別：“最高法院不敢直面問題，最高檢則報告明確態(tài)度堅決。”據(jù)此，他對最高法的報告投了反對票。
法律學者侯猛發(fā)現(xiàn)，治理腐敗的力度一直左右兩高報告的通過率。他說，1999到2003年間，最高法院報告的通過率總體趨勢高于最高檢察院，其中一個原因是，那幾年腐敗大案頻發(fā)，民眾對檢察院反貪力度不夠有意見。
2004年以后，每年兩高報告通過率，最高法總體趨勢低于最高檢。據(jù)侯猛分析，法院的正義形象被越來越多的民眾想象性地放大，也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。但客觀上又不能成為各類案件的最終解決機關，法官腐敗現(xiàn)象反而不斷被揭露出來，凸現(xiàn)出法院的權力缺少有效制約。相反，最高檢的地位和形象被弱化�？傊瑑筛邎蟾嫱ㄟ^率集反映了民眾對反腐的情緒傾向。
今年最高法院的通過率低于最高檢，難脫黃松有等法院系統(tǒng)內(nèi)部腐敗案的影響。除梁慧星不滿外，政協(xié)委員李藍也說，黃松有案件涉及到法院系統(tǒng)的高層領導，黃涉案極大損害了司法系統(tǒng)公信力，但最高法院工作報告里沒有正面提到這一點，如果他有投票權，也將投反對票。
也有代表、委員認為，是否在報告里提黃松有案不應該成為評價報告的主要標準�！皩τ趦筛撸顟P注案件能否得到公正處理。”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說，腐敗僅僅是影響公正的一個因素，干預司法、受案范圍太小等等，都可能影響公正。
棄權票里不只有“無可奈何”
兩高的報告到底寫什么怎么寫，才能得到更多贊成票？從每年年底開始到報告發(fā)表前幾天，兩高報告寫作班子就一直為此絞盡腦汁四處奔走聽取意見。熟悉此中情況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大到整體框架、各部分的篇幅分配，小到一個詞的添加刪除，都經(jīng)過數(shù)十次錘煉。
年年下苦功，年年有不滿。梁慧星說，今年他不滿最高法報告的原因還有，過去一年過分強調(diào)馬錫五審判方式和民事調(diào)解，有的做法甚至背離了法律精神：“有的法官跟當事人說，如果你不接受調(diào)解會如何如何！”
在最高法院報告征求專家意見時，有多位專家也提出，司法為大局服務，不能脫離憲法和法律的軌道。代表陳舒認為，涉法上訪的事情，不應該由法院做。
政協(xié)委員楊海坤也提出意見，他認為，講政治和講法治怎樣很好地銜接，這點兩高還有待改善。
澳門代表梁維特也認為，法官的職責應該是專業(yè)、高效、正確地判案，很難同時做一個社會活動的公關高手。
部分代表期望以投反對票，來提醒有關方面作體制上的改革。這一點，港澳兩個法治較成熟的地區(qū)代表更有深刻認識。上屆香港代表薛鳳璇連續(xù)十五年對兩高報告投反對票，原因之一是，目前公檢法三家關系不順，在此前提下，兩高工作不可能有太大改善�！巴读朔磳ζ�，又如何呢？”全國人大代表陳舒之所以沒投反對票，也是因為體制的原因。她非常贊同今年廣東團審議兩高報告會上，政治局委員、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發(fā)表的意見，大意是，“社會上很多問題通過兩高的工作表現(xiàn)出來，都是體制和機制上的問題，非兩高自己所能解決�！�
這或許可以解釋今年兩高棄權票為何大量增加——對最高法的棄權票，就由去年的120票激增至今年192票。對于體制上的變革，更多人通過棄權表達“無可奈何”。南方周末記者接觸的投棄權票的代表認為，棄權票同樣反映了對兩高工作尚有意見，實質(zhì)上是以相對溫和的方式來強調(diào)司法體制變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。
南方周末記者 趙蕾 發(fā)自廣州 (本文來源：南方網(wǎng)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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